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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动化决策   行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正当行政程序   程序权  

摘要：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建构了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制度架构,但并未明确区分适用场景。相较于商业场景,行政活动下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具有显著的公法色彩。行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权利内容需突破民事实体权利的固有框架,结合行政法,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行政权利层面的论证。在权利属性上,行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是行政程序防御权,构成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核心权利。在规范要件上,应以行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程序面向为基点,结合行政法相关规定,对权利适用的条件、决策类型及环节进行系统构造。在实现路径上,应注重行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防御性、受保护性的程序价值功能,激励国家、行政机关、技术设计者协作形成体系化的权利保障机制。

关键词： 行政行为   程序轻微违法   双层判断说   行政争议   行政价值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试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之判定提供操作细则,但该司法解释所引入的“其他程序轻微违法”仍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个案对“程序轻微违法”进行判定,但这些判定存在“表面修饰”“以果证因”和“忽略法规范”等问题;学界对此提出的诸种学理判定方案也都存在一定缺陷。为了准确判定何为“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应当转向“双层判断说”:在第一层次,将“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作为直接标准;在第二层次,将“重要行政价值的实现”作为矫正性标准。具体而言,一项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只有在“不影响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且“不影响行政效率、实体正确和程序公正等重要行政价值的实现”时,其违法程度才能被认定为是“轻微”的。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   检察监督   监督范围   检察建议  

摘要：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源于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在认识论角度,要厘清其与行政权、行政审判权、党纪监督和国家监察权的关系。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制度供给不明确不充分,在检察监督范围、案件线索和监督方式等方面形成的体系性操作困难,检察队伍建设薄弱等问题。在理论阐释基础上,综合现行法律制度与实践经验,提出如下完善路径:一是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增列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权;二是出台“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规则”并做好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系统性地解决监督范围、案件线索来源以及监督方式等问题;三是从行政检察专门机构设置、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及强化业务培训等方面,提升基层检察队伍建设水平。

关键词： 宋代   士大夫政治   赵抃   台谏   反馈机制  

摘要： 从古至今,任何王朝或政府都有行政运行,在决策与施策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试行错误,但经过不断反馈纠偏,可以让行政运行逐渐走上正轨。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主宰政治的多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行政反馈机制,并将这一传统机制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彻底。迄今为止,学界不乏对宋代台谏言官制度的宏观研究,但缺少以具体事实来实证制度的微观考察。在士大夫政治全面铺开的仁宗朝,酷烈的党争尚未爆发,赵抃担任过两年殿中侍御史,以高度的责任感,尽职尽责,从中央军政到地方行政,从人事任免到规范皇权,有直言弹劾,有建设性的提议,进言相当密集,赢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作为言官,赵抃一个人的言行,几乎涵盖了宋朝反馈机制的方方面面。因此,对赵抃担任御史期间各种作为的考察,或可略补微观研究不足之缺憾。

关键词： 行政层级监督   行政争议   改变或者撤销   不适当决定和命令  

摘要： 行政层级监督,系指行政组织之间基于行政领导关系,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以及上级工作部门对下级工作部门所作的法律监督。这类监督权直接来自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并由单行法律法规予以具体体现和落实。行政层级监督权体现为监督机关有权“改变或者撤销”被监督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行政层级监督既是保障行政机关合法行政和适当行政的有效手段,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解决行政争议只注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忽视了行政层级监督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层级监督化解行政争议的功能,应在全面考察行政层级监督法律制度、重新解读行政层级监督权功能的基础之上,揭示行政层级监督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独特优势,并关注其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间的协调关系。

关键词：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   职业倦怠   付出-回报失衡   工作满意度   职业认同  

摘要： 目的探讨某医院行政管理人员付出-回报失衡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分析工作满意度与职业认同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2025年1月—3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某医院319名行政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采用标准化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各变量间作用路径。结果该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阳性率为82.13%,其中轻度倦怠占46.18%,中度倦怠占27.86%,重度倦怠占25.95%。52.35%的研究对象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34.48%处于高负荷状态。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编制情况、周平均工作时长、年收入水平的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得分差异显著(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职业倦怠与工作满意度(r=-0.291,P<0.001)、职业认同(r=-0.143,P<0.05)呈显著负相关;与付出-回报失衡呈显著正相关(r=0.398,P<0.001)。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在付出-回报失衡和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62(95%CI:0.005~0.016)、0.039(95%CI:0.019~0.093);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的链式中介效用也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01(95%CI:0.027~0.201)。结论付出-回报失衡不仅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倦怠,还可通过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的独立中介作用及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

关键词： 更高水平法治国家   总体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涉外法治  

摘要： “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理论的重要范畴。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经历了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再到迈向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演进过程。“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包括全面依法治国总体布局愈加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为了实现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筹推进更高水平的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牢牢抓住“两个更加注重”和“两个全面推进”。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   行政审批   人力资源服务   企业经营效能  

摘要： 新时代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行政审批局作为政府服务市场主体与公众的前沿窗口,其人力资源服务水平直接事关政务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且对企业经营效能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融合基层行政审批实践,系统解构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导向,深度剖析目前人力资源服务中存在的服务意识薄弱、方式单一、能力欠缺和监督缺位等现实困境。从理念重塑、流程再造、渠道拓宽、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给出改良方略,并创建组织制度和技术经费四维保障体系,意在为增进行政审批局人力资源服务能力,助力提升企业经营效能、助推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 公立医院   行政后勤   绩效改革   并行混合方法   焦点小组访谈  

摘要： 目的 了解公立医院行政后勤人员对现行绩效方案的认知水平、对绩效改革的态度及主要诉求,为优化行政后勤绩效管理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方法 采用并行混合研究设计,结合问卷调查与焦点小组访谈。定量研究以重庆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8个行政后勤部门在职职工为对象,通过电子问卷开展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57份,有效回收率为68.35%。定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不同科室和岗位中选取90名职工,分5组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定量数据采用SPSS 26.0进行信效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及Spearman相关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整理,并对定量与定性结果进行整合分析。 结果 问卷信效度良好(Cronbach’s α=0.845,KMO=0.754,P<0.001),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5.80%。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当前绩效方案认知”“岗位履职看法”“绩效改革态度”3个维度,三者间呈显著正相关(r=0.390~0.450,P<0.01)。职业岗位在3个维度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工勤岗在当前绩效方案认知和绩效改革态度方面得分较高;工作年限在绩效改革态度维度存在显著差异(P=0.011),1~20年组得分显著高于21年以上组。质性分析共提炼出5个主题:绩效分配公平性问题;职称、岗位与绩效匹配机制有待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与岗位特点适配性有待提高;改革诉求与接受度;改革方向与实施建议。 结论 行政后勤人员整体支持绩效改革,但高度关注绩效分配公平性、岗位价值体现及考核指标适配性。公立医院行政后勤绩效改革应在公平性与激励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构建以岗位职责为导向、以技术和劳务价值为支撑、以分类考核和渐进实施为路径的绩效管理体系。通过强化绩效沟通与员工参与、提高制度透明度与组织信任度,可提升改革接受度,促进行政后勤绩效管理的科学化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行政处理   刑事司法   行刑衔接机制构建  

摘要： 当前制度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的规定较为明确,但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责令治理修复等行政处理措施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更为重要,但在现行规则体系下存在空白。通过分析生态环境行刑双向衔接的实践样态,发现现有的衔接机制在价值定位、行为规范和操作程序方面存在着不足。具体而言,在环境违法案件涉嫌犯罪时,移送刑事司法前如不作出责令修复治理等处理决定,受损生态环境将陷入无法及时救济状态;如欲作出相关处理决定,所据以决定的事实认定和证据要求需与刑事办案程序相衔接。这种“重惩戒轻修复”的现象忽视了行政处理措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地位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因此,需要针对性地进行制度构建,应当通过纠正行刑衔接的价值定位,完善法律法规规范以及完善行政处理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程序等方面,构建行政处理与刑事司法密切衔接的法律机制,实现惩治环境违法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效能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