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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   协调机制   执法体制改革   数字化改革  

摘要：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我国各地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推广的优秀做法,在执法职责整合、体制理顺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权力机制改革仍面临管理权限需进一步划分、层级关系有待调整、执法范围尚需梳理以及协调机制亟待完善等挑战。为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应注重厘清机构改革中的管理权限,系统梳理多部门与执法队伍之间的关系,明确职责范围,并加强议事协调机制建设,以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涉企行政检查   企业信用   信用+检查   分级分类   检查强度  

摘要： 涉企行政检查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关键手段，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监管均质化”倾向导致检查过多过滥、资源错配与企业负担沉重等问题。为破解这一困境，以企业信用作为调适行政检查强度基准的“信用+检查”模式成为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法治化的新方向。为此，应构建以合规风险预测为核心、融合多元信息、具备动态更新能力的科学信用评价体系，并建立信用等级与检查频次、方式及深度精准匹配的联动规则，形成从“无事不扰”到“重点监管”的梯度化监管谱系。此外，还需要通过强化实体授权、完善程序权利保障和畅通救济渠道，对信用评级及匹配行为实施严格的合法性控制，同时设立应对重大风险的“逸脱条款”，以保障“信用+检查”模式的灵活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 法治督察   依法行政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摘要：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督察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法治督察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22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构建县域个体工商户进入数据，实证检验法治督察对小微企业进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法治督察可以通过落实和完善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等三道依法行政“安全阀门”促进个体工商户进入市场。同时，法治督察更偏向于短期内解决地方行政不法的“存量”问题，在样本期内将治理效果下沉到县级市、区，但区别于常规化治理工具，法治督察并不具有长期效应。此外，法治督察的“回头看”政策将强化法治督察的治理强度、深度以及广度，进一步促进县内个体工商户进入市场，并壮大本身就存在于市场的个体工商户数量。文章揭示出法治督察促进小微企业进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有助于丰富法治督察的经济效应研究，厘清小微企业在地方依法行政下的行为决策变化，并为法治政府框架下治理小微企业提供新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 行政处罚   二元归责主义   惩戒性   惩罚前置   主观归责  

摘要： 针对行政处罚归责,学术界主要存在客观归责主义、主观归责主义及折中归责论,但均有所不足,应坚持行政处罚二元归责主义。主观归责主义适用于惩罚前置型行政处罚,以惩罚目的作为手段来实现预防等目的。客观归责主义适用于非惩罚前置型行政处罚,以危险防御、危害排除及利益恢复为导向。在适用主观归责主义时,须根据法规范与惩罚前置型行政处罚的构成因素厘定责任形式的确立规则,对类型上严重的行政处罚的适用,应由行政机关举证存在主观过错,对其他惩罚前置型行政处罚的适用,应采过错推定原则。在适用客观归责主义时,须以保安处分等非惩罚性目的为导向,且相应接受比例原则、彻底剥夺不当利得原则等原则的制约。若行政处罚法规范不再设立具有非惩罚性的行政处罚,就可在解释论上持主观归责主义。

关键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   诉讼程序   检察公益诉讼法   生态环境治理  

摘要：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具诉讼之名，实践却呈现“诉前程序主导、诉讼程序边缘”的运行样态。诉前程序因权力属性的行政化倾向、制度结构的非自足性以及价值功能的工具性特征，难以承载制度根基之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根基终究在于其诉讼程序。依诉讼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功能空间应定位于通过对实质争议的审理与裁判，为行政履职确立法律基准。当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核心功能空间的构建上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诉讼空间受限、案件实质争议缺失以及审判功能虚化。为实现该制度核心功能空间的塑造，应从立法层面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保障机制：通过约束检察机关程序裁量权防范实质争议案件的不当消化；完善诉前协同机制实现非实质争议案件的有效分流；矫正法院裁判定位以保障司法裁判功能的本位回归。在《生态环境法典》已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做出原则规定的背景下，《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应承担立法细化任务。

关键词： 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   受案范围   行政活动   法治政府  

摘要： 在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上,“行政行为”概念都是一个作为支点的统合性概念。关于这一概念,有着基本共识,但也存在重要歧见。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发展受到行政诉讼的有力推动,而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都是受案范围。在受案范围规定从逐项规定发展到以“具体行政行为”概括规定后,诉讼法上行政行为概念成为受案范围规定的核心概念,其要义为行政机关对具体事件的具有外部直接法效果的权力性个别处理行为。然而,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行政行为”概念正式导入《行政诉讼法》后,受案范围界定的政策性与行政行为教义的定型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凸显。在诉审判的整个行政诉讼构造上,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标的,也带来了相应的一系列问题。有必要研究以“行政争议”作为受案范围规定的核心概念,实现对诉讼法上“行政行为”概念的功能替代。行政行为概念的体系功能应当落脚于实体法上,以其为核心有助于形成内核稳定、关联系统、开放反思的我国行政行为释义学体系。

关键词： 行政备案   功能定位   规制风险   立法调控  

摘要： 经过行政规制改革的深化,行政备案逐步具备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作规制功能、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激励功能和助推监管能力提升的信息监管功能。但在以“效率”为导向的经验理性驱动下,行政备案政策试验缺乏顶层设计,实践运行出现泛化并引发合法性存疑、降低准入门槛和增加合规成本等风险。行政备案的功能体系和规制环境因素决定了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度。从风险维度,行政备案主要适用于公共风险程度低、公共资源消耗程度低和事中事后监管完善的事项。从成本维度,设定行政备案本身存在成本,应当符合效能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审查要求。从权利维度,设定行政备案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同等条件优先选择对个体权利侵害更低的规制工具。最后,为了更好地推动行政备案的法治化,未来应通过制定“行政备案条例”的方式精准回应解决行政备案的规制风险。

关键词： 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   电子证据   举证责任   实体法要件   调查义务  

摘要： 作为电子证据的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原则是由行政机关举证,但是基于技术可靠性自查豁免规律,需要加强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职权的行使。但在实践之中,一方面人民法院往往不具备取证能力,另一方面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的证据效力随着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变化呈现出递减的特征,如果要实现案件的有效查证属实,就需要课予行政机关更严格的举证责任。建议应当进一步回溯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的构成要件,法院应依据《行政诉讼法》以及证据规则的电子证据要素,从证据形成过程、数据来源可靠性、算法备案与公开情况、设备安装合规性、数据清洗与补证程序等方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举证义务,从而明确举证责任的范畴。在规范层面,行政机关的举证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内容:行政机关应对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的聚类算法是否合法合规进行举证,确保算法备案并公开;行政机关应对非现场监控设备严格遵循安装标准进行举证,并保证相对人对监控设备安装和自动化算法有权进行陈述与申辩。在审查之中,法院有必要对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是否进行了甄别与清洗,以及审查在证据瑕疵情况下的补证程序是否有效履行,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有无有效履行三个不同方面进行有效的主动审查,并结合自身主动调查取证的职权对行政相对人缺少举证能力的情况进行救济。

关键词： 数字政府   公私合作   行政主体   行政行为   连带责任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公私合作成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根据传统行政法体系的基本逻辑,公私合作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以“主体—行为—责任”的三重构造加以展开。目前,在公私合作的主体参与构造上,私主体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在公私合作的行为—命令构造上,公私合作内部互动和外部互动正在重塑公私合作行为构造。在公私合作的责任构造上,公法人与私主体的责任分配产生变化,并出现新型责任形态。在此过程中,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私合作面临一系列挑战。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私合作,需要协调公私合作主体之间的组织结构,化解私主体深度介入数字空间公共服务的“正当性危机”,并解决私主体在数字空间公法责任缺位的问题。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公私合作的理论更新主要指涉三端:通过公私合作组织构造上的“合作组合”来扩展行政组织的法定范围;通过强化公私合作行为构造上的“行为协同”,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私主体与公法人的协同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通过明确公私合作责任构造上的“责任融合”,确立公私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承担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连带责任。

关键词： 依申请行政行为   查明事实   证明责任   数字治理   行政调查义务论  

摘要： 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依法行政，优化革新了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政府获取数据信息和查明事实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促进了行政调查责任的再分配。在依申请行政行为的相关制度中，行政机关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责任是确保行政决定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关键。传统行政法理论倾向于将证明责任分配给申请人，忽视对行政机关事实查明责任的强调，引发了政务服务“证明难”问题。现代行政法治和数字治理背景下，行政机关履行事实查明责任有利于解决案件难以查清、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实现高效行政和“权力—权利”再平衡。制度上明晰行政机关事实查明的依职权性，厘清申请人证明责任与行政机关事实查明责任关系，面向数字治理强化事实查明责任与数据共享责任协同，有利于主动降低申请人的证明负担。通过补全依申请行为中行政机关事实查明责任的理论缺失，有利于构建责权一体的行政机关事实查明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