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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通则[1]文中注释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号为[]。[2]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3]引用资料非来自原始出处者，注明“转引自”。[4]引用同一文献应当适度，再次引用时无须略写。[5]未尽事宜，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引注手册》(第二版)为准。

关键词： 种业企业   知识产权   法律风险   合规管理   植物新品种保护  

摘要： 种业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产业。本研究围绕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风险防控展开研究，剖析当前种业企业面临的侵权和合规风险，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诉讼实务分析，从合规管理视角提出构建“预防—识别—应对”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探讨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合规策略，提出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优化合规管理的政策建议。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防控，不仅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和司法保障，还需种业企业健全内部合规机制，以预防侵权纠纷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关键词： 标准必要专利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法律规制   FRAND原则   反垄断  

摘要： 本文剖析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问题。标准必要专利因其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常使权利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实践中，滥用行为主要体现为无正当理由拒绝许可、收取不合理许可费及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等，这些行为会抑制技术创新并扭曲市场竞争。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范，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一是明确拒绝许可的认定标准；二是建立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许可费定价机制；三是细化禁令救济的适用条件。以期通过这些措施，促进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许可，最终维护市场秩序与公共利益。

关键词： 大数据证据   法律地位   算法   司法适用  

摘要： 大数据证据是基于对信息量巨大的数据集进行收集、整理、对比、分析，通过一定算法得出的结论用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种类。大数据证据包括识别类、分析类和预测类三种类型。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有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大数据证据不具有“同步性”，不同于实物类证据；大数据证据是基于机器算法得出的证据，不同于言词类证据；我国立法采用“封闭式”的证据形式。由于大数据证据不适合归属于传统的证据种类，其审查判断规则和取证、质证方法都具有特殊性，应当赋予大数据证据独立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 家庭医生   上门出诊服务   法律风险   民法典  

摘要： 近年来，虽然家庭医生上门出诊服务已成为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形式，但若应用《民法典》内容对参与上门出诊的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则仍存在较大难度。聚焦当前家庭医生上门出诊服务面临的法律风险，剖析了现行制度的不足，并在《民法典》框架下，结合上门出诊服务工作实践经验，从“优化上门出诊服务定价机制、统一配备出诊实时记录设备、加强患者隐私信息保护力度、完善上门出诊病案管理制度、建立医护出诊应急呼叫系统”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旨在规范家庭医生上门出诊业务流程，降低医务人员执业中的法律风险，助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日臻完善。

关键词： 法律解释   算法   规范性   人工智能  

摘要： 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与人工智能应用场域的拓展，法律解释中的算法参与已成为需要关注与讨论的前沿方向。算法参与能够赋能法律解释方法的范式革新，组构基于逻辑语言规则感知的感知解释、基于数据分析实效模拟的动态解释、基于情境构建目的归约的归约解释三种新型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中的算法参与必然会带来对规范性的追问——新型法律解释方法如何保证其作为法律解释的规范性内核?在这一视角上，可以发现感知解释在逻辑认识与理性认识上的摇摆，动态解释在模拟结果与特殊个案之间的武断，归约解释在原则适用与规则适用之间的失衡。故而应当寻求法律解释的规则体系与算法参与的智能系统之间的融贯空间，明确以感知解释为主导、以动态解释为补充、以归约解释为参考的新型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从而重构算法融入法律解释的规范性。

关键词： 行政机关   个人信息   义务   法律规制  

摘要： 行政机关作为依法行使行政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个人信息的处理。这种信息处理行为在提升行政效率与服务效能的同时，亦可能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构成潜在威胁。目前突出问题包括程序失范、违反比例原则及违法授权等，而现行法律规制仍显不足。为构建更加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建议从以下两个关键环节进行制度完善：明确比例原则在行政信息处理中的具体适用标准，严格规范行政机关向第三方授权处理个人信息的程序要求。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在保障行政效率的同时，切实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实现公权力行使与私权保护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大数据侦查   法律规制   算法   隐私权   证明规则  

摘要：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侦查已成为现代犯罪治理的重要手段。大数据侦查通过海量数据挖掘、智能算法分析等技术手段，显著提升了侦查工作的精准性和预测预警的时效性。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侦查方式对传统法治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数据算法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侦查权对隐私权的侵蚀、数据对证据规则的冲击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对此，可从规制数据质量以确保决策基础准确、规范算法设计以确保司法决策公正、依据比例原则以保障公民隐私权、创新证据的证明规则以辅助证明案件事实等方面提出法律规制路径。这既为平衡侦查效能与权利保护提供新思路，也为构建安全可靠的大数据侦查体系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的有机统一，推动大数据侦查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发展。

关键词： 行政机关   自我纠错   法律规制   行政程序重开  

摘要：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机制既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更是预防行政纠纷生成、修复政府公信力的现实性需要。基于法的安定性、信赖利益保护及行政行为复效性的考量，其行使应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制，并非简单的“有错必纠”。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应践行正当程序原则，遵守程序规则；应区分错误行政行为的类型，确定合理的纠错方式，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对于已经超过争讼期限的行政行为，可通过行政程序重开来纠错，但需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自我纠错需遵守法律时限，在立法上应设定两年的纠错时效。

关键词： 医疗求助   社交媒体   赠与合同   不当得利  

摘要： 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医疗求助并未被《慈善法》明确禁止，《宪法》规定个人有向社会求助的权利，所以个人医疗求助本身具有合法性。随着近些年来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个人医疗求助数量增加，个人医疗求助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涌现，例如医疗费用难以确定、无人监管以及善款使用无法控制等问题。这导致个人医疗求助领域欺诈增加，投机心理增多，捐赠者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明显影响了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信心，造成社会资源无法匹配，个人医疗求助正在逐渐偏离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初衷。分析个人在社交媒体进行医疗求助行为的法律性质可知，求助者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求助属于要约，捐赠者对求助者进行捐赠属于承诺，双方成立赠与合同。突破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有利于解决个人医疗求助发展中的困境，对于未用在医疗用途的善款，捐赠人可以要求求助人返还。对于多余的善款，超出捐赠人与求助人意思表示的范围，构成不当得利。为进一步增加对个人医疗求助的规范，可以参考侵权法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并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完善个人医疗求助的外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