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数字劳动
人工智能
数据标注
主体性
摘要:
随着诸如ChatGPT和Sora的AI大模型产品的爆火,人工智能强大的内容生产力逐渐凸显,但AI的惊艳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大量普通知识水平的人进行数据标注劳动的结果。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数据标注是典型被用剥削框架进行分析的数字劳动,数据标注劳动者因为流动性强、无名无分和数量众多等特点被打上“幽灵工人”等负面标签。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数据标注员被赋予“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一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色彩的职业称谓。为了解决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国的挑战”,避免移植西方理论造成的水土不服和重复性学术生产,本研究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主体性为视角,试图探究中国AI训练师劳动的过程与机制、劳动的知识实践和价值创造、劳动主体的体验和认识以及劳动地域流动的影响。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法以获取一手实证材料,并辅以文献资料分析开展研究。研究发现,数据标注劳动者在中国并非只能是剥削逻辑下的“数字劳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和特别的城乡关系下,数据标注劳动存在与社会先进生产力相互增益的可能性,数据标注员也并非处于“被剥削”和“抵抗”的状况。相反,中国AI训练师强烈拥护其职业,其主体性在数字劳动中得到彰显。首先,他们是最广大的“知识劳工”,通过自己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升,在标注劳动中集体参与人工智能时代伟大产品的创造和文化的交流。其次,他们不是“幽灵劳工”,因为地域分布、广大数量、社会关注和国家政策而显著可见,收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回报。再者,他们是从城市隙缝回归家乡县域的“数字零工”,寻回了个人的归属与旷野,在守护家园的同时致富了县城,参与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总而言之,以“中国为方法”是本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现在研究对象、地域和方向中。中国AI训练师的主体性中蕴藏着四对辩证统一关系:其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中国数据和世界AI的牵线搭桥;其二,训练与替代、哺育与反哺的人机关系;其三,男与女、老与少、离与合等普遍社会矛盾在中国AI训练师上的个体缩影和解决途径。其四,AI训练师返乡就业下的大城市与小县城、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关系。在结论部分,本文还探讨了中国AI训练师的主体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