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后方
二胡传播
民族性
媒介
摘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国共合作初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西迁的文艺群体相对聚集,在“歌咏救国”活动背景下,音乐“狂飙突进”,高扬民族主义,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写呼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汇聚了一批二胡音乐家,他们创作了优秀的二胡作品和组织了丰富的二胡演出。二胡,作为大后方重要文艺形式之一和最普及的表演乐器之一,在八年抗战中发挥了文化传播等作用,其中民族性传播特征非常突出。大后方二胡的民族性传播是西迁精神和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百年二胡发展史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但关于大后方二胡传播的研究较少,史料挖掘严重不足,对这一时期音乐家群体的整体性分析鲜有,甚至出现了二胡音乐传播研究的历史断层。已有研究主要从作品文本出发,对其文艺特征和传播特性鲜有涉及,同时对此时段重要人物、重要作品和二胡符号的论证存在遗漏,甚至对抗战时期二胡发展的研究存在欠妥乃至错误之处。就本论文的书写逻辑而言,梳理大后方二胡传播历程,尝试归纳大后方二胡民族性传播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媒介化视域分析大后方二胡的媒介属性和其作为媒介所具有的功能。从文本内部找寻二胡作品在符号呈现时的多层次民族性表达。从外部呈现剖析二胡民族性的媒介呈现形式及其特征,从而挖掘大后方二胡民族性传播对当下的启示。论文第二章,立足史实梳理,厘清二胡民族性在大后方传播中的形成过程,将大后方二胡的民族性传播分为创作初期和发展成熟期两个阶段。在发展历程上结合传播主体类型和议程设置特征,论证二胡音乐家群体地域性如何彰显民族性,以及掌握其组织机构的交织性如何促进了民族性特征。第三章,重点关注作为媒介的二胡,从媒介“可供性”论证其作为物质媒介如何改善媒介生态,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分析其作为情感媒介唤起共振效果,并从战争史实中印证其作为记忆媒介对历史讯息的承载性,进而论证了大后方二胡民族性传播的政治和文化两大功能。第四章,研究二胡文本符号的符形层、符义层和符用层:在符形层,从调式节奏的原型、内在的完形结构和“声腔化”借鉴模拟等方面去分析了其民族性材料组合建构的东方意蕴;在符义层,分析其在构图、造型和着色等视听联觉上塑造的民族性意象;在符用层,分析其“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等情感偏向中呈现的民族性审美。第五章,研究多种媒介呈现构成二胡在大后方的传播图景,分析不同媒介呈现的鲜明特征,包括通过室外演奏以群众参与感激发集体归属感,通过抓住室内表演中由其个体专业性带动群体互融性的特征,以及该时期专著合集从零星散片到延时创新汇编的发展,还包括广播唱片里从单一政治宣教到打破时空界限的传播等。第六章,运用道斯矩阵(SWOT Analysis)四维分析模式,分析大后方二胡民族性传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积极培育二胡分众的防御型策略,把握当下亚文化下的“乐缘部落”,考古传统的“文艺景观”和个性化表达的“跨界破圈”等民乐发展趋势的积极型策略,以及传承弘扬民族性审美等改善型策略。本论文是基于大后方二胡传播一手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二胡传播发展史的研究,有助于抗战时期音乐期刊整理的研究。同时,在研究中尽可能观照了川渝地区民族文化元素,挖掘二胡创作传播中的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发挥传统音乐的反哺效应,以期在不可逆的“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鉴往知来而笃行不怠。